决定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三大基本动因是体制面、市场面和技术面的改变。而技术导引着实践发展是最近10余年来传媒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从社会发展的逻辑上说，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犹如有机体的进化一样，一旦发生便具有其发展的不可逆转性。我们面对它的唯一正确态度就是：“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用智慧分辨两者的不同。”
机器新闻写作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现象级应用。人们可能更注意它在“写”，其实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和传播格局的改变是全方位、全环节的。
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还远不能替代人的智能。关键问题是人和机器如何实现功能互补和价值匹配。
打造一个良性的平台，无论是大机构还是个人，其各自的独到价值都能够在平台上尽情发挥——这便是以“机器新闻写作”为标志的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于媒体形态的基本改变。
时下声名鹊起的机器新闻写作对于未来传媒业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估？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僵化的观点和抱残守缺的态度都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
我们知道，互联网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网络化（所谓“连接一切”）、数字化（大数据方法应运而生），演进到今天的智能化发展（譬如作为今天热点的机器新闻写作）阶段上。未来网络发展和竞争的高地就是对于广域网络空间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实现其价值匹配与功能整合的高度智能化。这是社会生产方式和运作方式以及“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这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下一轮次的互联网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新闻生产显四大变化
机器新闻写作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现象级的发展。人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注意到的是它在“写”（内容生产）这个环节上的作为，其实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对于新闻传播生产方式和传播格局的改变而言绝对是全方位、全环节的。仅就内容生产而言，“机器新闻写作”至少可以做到以下四点：
其一，对于规格化的新闻资讯，例如，灾害、体育、财报等动态信息，可以做到精确、迅捷地生成和发布，时间一般不超过30秒，且差错率远低于人工写作，这是机器处理的强项。
其二，通过对于不同语料库语言风格的智能化学习，可以自动生成适应不同人群语言习俗的表达方式，比如，专门针对“90后”人群的报道方式、专门针对女性人群的报道方式、专门针对低文化人群的报道方式等。这会使同样一条新闻报道在不同用户群体的语言风格多样性方面实现自动匹配，使得具有鲜明个性的新闻表达方式对于各种渠道和终端实现渗透。
其三，对于海量的内容生产实现智能化标签、聚类、彼此匹配，甚至为每一条信息来源做出是单一消息来源抑或多重消息来源的判断和自动标注，以便于使目前显得杂乱无序、良莠不齐的个人生产资讯传播纳入到一个拥有某种生态意义的传播框架和平台上，有利于个人的传播能力被激活后，新闻资讯的传播领域形成“互相核对、互相补充、互相延伸、互相纠错”的“无影灯效应”。
其四，建构全局视角，即通过对于大数据和碎片化文本的总体性处理，形成结构性的分析结论，将单个看意义不大的数据和文本的社会价值挖掘出来，给人以总体性的全新视角。这种方式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中的“可视化”技术的表达，则可以使局于一隅的人们有一种超乎局部观点和眼界的全局视角。
新闻人角色正在升迁
机器新闻写作一经问世，机器人会不会跟媒体人抢“饭碗”的问题就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其实，至少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还远不能替代人的智能。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人和机器如何在人机对话中实现功能的互补和价值的匹配。机器的特长在于，对海量的资讯素材在规格化、模式化处理等方面能够显出极高的效率和精准的处理。但是，在大跨度的复杂变量的处理和判断方面、在微妙情感关系的处理和表达方面，尤其是在价值规则的制定和参照框架的选择方面，人的智能和介入不可或缺。因此，随着“机器新闻写作”的成熟和应用，就新闻人的角色升迁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动态性的报道已经不再是新闻人需要处理的对象，他们的工作重心将集中在两点，一是重点挖掘和采集“机器新闻写作”所无法完成的调查性报道、深度解释性报道；二是如何通过连接更多的社会人成为新闻生产的来源和节点进行组织、策划、激励和整合，成为新的发展阶段上新闻生产的组织者和新闻来源系统的建构者、维护者。
另一方面，着眼于构建能够充分吸收多个新闻源的新型新闻传播平台，从框架设计到运作法则的制定，从纷繁杂芜的事实信息的聚类方式到多元意见信息流通的“自由市场”，构建一个具有平衡和再平衡能力的信息场，实现对于互联网时代多元信息的生态化导流和管理。
平台型媒体将成主流形态
平台型媒体是指既拥有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又拥有面向用户平台所特有的开放性的数字内容实体。简言之，这种平台型的媒介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做内容和传播，而是打造一个良性的平台，平台上有各种规则、服务和平衡的力量，并且向所有的内容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开放，无论是大机构还是个人，其各自的独到价值都能够在平台上尽情发挥。这便是以“机器新闻写作”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对于媒体形态的基本改变。这种既是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一个有“把关人”的“平台型媒体”的特点在于——
它是吸引和掌握着海量流量的开放平台。这一开放平台为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能量被激活的微资源提供了互联互通、全新聚合的基础系统。互联网技术赋予平台信息传播效率高、呈现形式丰富、传播范围可宽可窄的优势。同时，从根本上变革信息筛选模式，即不再取决于少数人的价值取向，而是增加用户的主体性，运用大数据实现个性化、精准化定位，减低或减除用户接触信息的时间及机会成本。并且，随着技术垄断打破和接入成本的降低，用户在海量流量的开放平台上得以便捷有效地分享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个人、利益组织和专业新闻机构成为联结信息的节点。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体和组织都被高度节点化，节点成为信息联结的关键“接触点”，传统媒体地位下降到与个人一样，成为错综复杂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平台赋予所有信息节点的技术地位是平等的，可以连接一切。各节点实际能够联结的数量、辐射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因自身资源禀赋和竞争力差异而不同，并对他者形成影响。节点间的空间分布是流动的，不同节点因为共同关注的议题成为暂时性的集合，平台由无数个流动的小共同体组成，某些节点充当不同共同体间的信息搬运工。供求关系是信息流动、节点互动的基础，不同节点间呈现合作态势。
专业媒体的角色要从传播领域的生产者、控制者转型到社会传播生态的共建者。在人工智能构建下的互联网所构造的新的媒介生态中，媒体的角色应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将自身作为融入大生态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元单向的“大家长”。媒体要思考的不再是“我该怎么控制和占有这个系统”，而是“我作为其中的一个行动主体，应该怎么维持这个系统的有序性和良性运行”。
这种新思路强调的是，专业媒体应当理性地放低自身姿态，从“垄断组织”进化到“共建生态”，实现容纳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具体来说，专业媒体首先应为系统建立一套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这套规则应该是底线性的、建设性的、保障性的，保障整个系统的稳定平衡运行。同时，参与协调搭建安全的、开放的、流畅的公共平台，鼓励多种主体共同参与、贡献力量，平衡各方观点和利益，媒体机构不再是站在所有人之上的控制者，而是成为协调者、组织者，为系统内的“玩家”们处理纠纷、解决困难、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规则服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喻国明）
来源：人民网
